杀父之仇，纠结金庸一生的麦加芬母题

一

钱钟书说：“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，觉得好吃，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？” 你听他的话就上当了。如果这样，红楼梦哪来的索引派和考据派。钱钟书杨绛夫妇小说无论《围城》还是《洗澡》《我们仨》往往影射真人，但将真事隐去，也隐藏了真实想法，大概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影射何人何事。普通读者根本无从分辨，但是又隐隐能感觉到他们加密了一层根本就无从破译的密码，包括《管锥篇》以及钱钟书的诗同样也是，钱钟书对余英时讲《管锥篇》用文言文写作 “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”。
意大利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艾科讲理想读者能够站在作者的视角，理解作者写的时候在想什么。虽然作者设置迷宫障碍，但最终还是能够看清布置迷宫的巧思。迷宫的设置是要有人来破解的，也不枉作者的苦心。
金庸熟悉剧本写作，往往会设置一个希区柯克所说的麦加芬母题，比如屠龙刀、九阴真经、武穆遗书，如同日式传统 RPG 游戏一样，作为闯关的动机和奖励。那只是表面，金庸同时也会设置一条叙事推动的真正故事线，往往是为父报仇中的感情纠结，这才是金庸迷宫的隐藏彩蛋。
父仇是戏剧的经典母题，悲剧中最著名的有两部，《俄底浦斯》讲忒拜城瘟疫，神谕让他找出杀死前国王（实际上是他父亲）的凶手。《哈姆雷特》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犹豫不决，在那 to be or not to be 。
一个有野心的作者绝不可能满足自我重复，金庸不断重复这一母题只能归因于他无法迈过的心结，我没见过有人分析，但是你不去分析，就实在对不住作者的苦心。就像令狐冲不去思过崖见风清扬，虚竹不去破解无崖子的珍珑棋局，这对双方都是不完满的。
查家乃海宁望族，其祖上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诗人，少受学黄宗羲。黄宗羲终不仕清，著书立说检讨两千年秦政之弊，“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”。查慎行则作为词臣厕身南书房，一门七进士，叔侄五翰林。雍正年间，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官，出题 “维民所止”， 被人告发说 “维止” 两字是 “雍正” 两字去头。查嗣庭及儿子死于狱中，族人遭到流放，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。查慎行也受到牵连，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。
金庸在那民族危亡的时代，想做折冲樽俎的外交官，1950 年曾北上外交部求职，不果而回。1951 年，父亲去世，关于父亲的去世，金庸是这么写的：“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夜，伤心了大半年”。他说他没有怨恨，“处死的地主成千上万，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”。（见他的回忆短文《月云》）
黄宗羲见到杀父仇人，出袖中锥刺许显纯，当众痛击崔应元，拔其须归祭父灵。金庸出身书香门第，深受传统文化熏陶，不共戴天之心结不是那么容易迈过去的，从小说我们多少能看到其心路历程。

二

书剑恩仇录中，陈家洛和乾隆身为兄弟，陈家洛晓之民族大义，奈何乾隆不为所动。为说服乾隆，陈家洛以 “国事为重，私情为轻” 的理由将喀丝丽（香妃）送给了他。我们应该注意到，在传统文化中，修齐治平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，家国同构，国仇与家恨一体，乾隆是相当于认贼作父，但是乾隆的行为逻辑完全可以理解，反而是陈家洛的行为逻辑莫名其妙，如同梦游。为何故事变成这样，读者应该自有解读。我认为是金庸对故事的成立可能性是抗拒的，小说认为红花会豪杰们的行为如同笑话，对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大为褒扬，虽然就是乾隆将女主香妃部落灭族。金庸的这第一部小说，在民族观上，虽然看起来接近梁羽生，但是有很大不同，梁羽生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相当坚定。
碧血剑中，袁承志需要思考的是，杀父之仇是谁，如何报得？崇祯宵衣旰食，身殉社稷。凌迟袁崇焕食其肉的都是无知无识的被蛊惑的民众。于是最后只能避世海外。
射雕英雄传中，设置了郭靖和杨康这一对对立的人物，郭靖愚钝，对于国仇家恨不需要思考那么多，只需要满足师长所期望的就行。杨康则认贼作父，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这部小说由于主角智商有限反而黑白分明。
到了神雕侠侣，杨过痛苦的发现杀父之仇是义薄云天为国为民的大侠。杨过纠结良久还是放下仇恨，选择家国大义。小说最后的高潮，神雕大侠出现，杨过给郭襄送三份大礼，一是歼灭了两千蒙古大军，二是火烧蒙古军粮，三是送了达尔去揭穿霍都王子想当丐帮帮主的奸计。郭襄理解了儿女私情个人恩怨在家国大义面前微不足道。
倚天屠龙记中，害死张无忌父母的是六大门派，张无忌就选择了放弃报仇，这个行为逻辑可能很多读者理解不了。金庸自己的说法 “宽容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精神，也是民族的必要条件。刚才谈到宽容，我的《倚天屠龙记》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表现这种精神，其他的作品中，我也有意无意地表现这点。”
雪山飞狐中，胡一刀死于苗人凤剑下，但是并非苗人凤本心，乃是奸人暗中陷害，这仇还能否报得？故事戛然而止。
天龙八部整就一个 “爸爸去哪儿”，所有主要人物都在找爹。大概因为乔峰是异族的关系，他不同于金庸小说其他主角，如同俄底浦斯一样，在找爹的路程上充满了干劲，最终也是无仇可报，除了死没有归宿。
笑傲江湖不同于其他小说，令狐冲把他心理上的父亲杀了，认清了师傅虚伪自私卑鄙无耻的现实。这部小说写于 1967 年，香港风雨飘摇之际，《明报》与《大公报》论战，金庸受到人身威胁，赴瑞士躲避，为了安全他甚至打算将报社搬到马来西亚。
金庸最后的小说鹿鼎记，韦小宝没有父亲，说起来就没有报仇的问题，但是士大夫家国同构，神州陆沉，山河变色之际，黄宗羲披发裸葬，不以胡狄衣冠见祖宗，章太炎家族传至清末下葬仍需覆面，以示无颜见列祖。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儒劝韦小宝做皇帝，韦小宝不干，认为康熙干的挺好。小说开头明史案很惨烈，但罪魁祸首鳌拜已经伏诛，查嗣庭全家也很冤，但是要再过几十年才发生。天地会的兄弟让他回家 “问问你娘，你老子是汉人还是满人。为人不可忘了自己祖宗。” 韦小宝回去问了他娘 “你肚子里有我之前，接过什么客人？” 下面一段对话甚有意思：
韦小宝道：“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？” 韦春芳道：“汉人自然有，满洲官儿也有，还有蒙古的武官呢。”
韦小宝道：“外国鬼子没有罢？” 韦春芳怒道：“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？连外国鬼子也接？辣块妈妈，罗刹鬼、红毛鬼到丽春院来，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。” 韦小宝这才放心，道：“那很好！” 韦春芳抬起了头，回忆往事，道：“那时候有个回子，常来找我，他相貌很俊，我心里常说，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，有点儿像他。” 韦小宝道：“汉满蒙回都有，有没有西藏人？”
韦春芳大是得意，道：“怎么没有？那个西藏喇嘛，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，一面念经，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。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，真像那个喇嘛！”

这里是民族认同的重新构建，及其关要之处，金庸最终得到释然。

三

1997 年的电影《南海十三郎》中，十三郎晚年已经疯癫，打电话报警说东西丢了，黄霑饰演的警察赶到，问什么丢了，十三郎答道：“鞋子！我左边的鞋被英国人偷了，我右边的鞋被日本人偷了，你们敢去抓吗？” 十三郎早年境遇类似金庸，其父江孔殷师从康有为，曾助力革命党，1951 年绝食 41 日而终。电影中，听闻父亡消息，受创疯癫，但是最后潦倒之中，念念不忘的仍是日本的侵略和英国的殖民。
逃亡香港的知识分子爱国心炽，原因很多，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赖以依靠的是文化，文化之寻根是其安身立命之处。
1954 年，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，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，以决雌雄。这场比武的舞台效果与闫芳大师和太极雷雷比武相仿佛，但是在香港引起巨大轰动。梁羽生写《龙虎斗京华》，金庸写《书剑恩仇录》。开启了新武侠。梁羽生与金庸一样，曾经任职于大公报和新晚报，1950 年其父被错杀，一生爱国。
金庸回答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武侠小说，他的回答是 “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。它写的是中国社会，更重要的，它的价值观念，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。它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，有浓厚的民族色彩，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。” 武侠小说中的儒释道、排满革命、琴棋书画、深不可测的中医功夫，是殖民地人民文化寻根的渴望。香港知识分子创造了霍元甲、马永春、叶问、黄飞鸿、洪熙官、华英雄等民族英雄。
香港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，最具含蓄隽永的在我看来是《上海滩》，许文强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，由于从事爱国学生运动而被捕关押三年，并失去了志同道合的女友，来到上海进入黑道，又由于杀死日本间谍，失去了冯程程，最终失去自己的生命。他每当爱国就要付出巨大牺牲，但是爱国之心不改。这又牵涉很多此处难说的香港往事。
金庸热爱祖国，热爱故乡，“如果你到过江南，会想到那些燕子，那些杨柳与杏花，那些微雨中的小船。” 金庸晚年由报由商而从政，为香港和平交接而奔走。他说：“中国是大的！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，翻云覆雨呢？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、相印证。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，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，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、开明、宽容而民主的理想。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，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，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。这从某方面来说，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。”（张大春《金庸谈艺录》）他的思想对大陆改开初期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影响，就有其狂热粉丝自比效法金庸大侠由商及报及政。
查先生一生自陈：“南来白手少年行，立业香江乐太平。旦夕毁誉何足道，百年成败事非轻。聆君国土宣精辟，策我庸弩竭愚诚。风雨同舟当协力，敢辞犯难惜微名？” 黄宗羲说 “大丈夫行事，论是非，不论利害；论顺逆，不论成败；论万世，不论一生。”
历史对所有人所有事，自会有公允评价。对于黄宗羲来说，三百年之后自有明王出。这种评价不在一时，也许在百年之后。过高的赞誉或者来于权力的诋毁都抵挡不了时间。